1977年，唯一的冬季高考
又到了高考时节。家里有人上场的，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；家里没人上场的，走过路过，祝福平安。
回望恢复高考40多年，总能在过往的历史中，看到武汉的影子。
武大教授进言恢复高考1977年7月29日，邓小平要求尽快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，“要找一些敢说话、有见解的人来参加座谈。”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。
其中，武汉大学的代表是教授查全性，由高校教育司司长刘道玉选定。据查全性回忆，“刘道玉和我是校友，知道我敢讲真话，才有意这么安排的。”
查全性（1925-2019），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
8月4日，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，满座衣冠，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、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、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等。开会前两天，与会学者都表现得非常拘谨，不敢畅所欲言。
8月6日，会议进行到第三天，谈及招生一事，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说，现在清华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，还得补习中学课程。
邓小平插话道，“那就干脆叫‘清华中学’，还叫什么大学！”
这番话让查全性激动不已，“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。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，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，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。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。”他建议，废除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的搞法，重新恢复高考招生。
邓小平问，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。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一锤定音，“既然大家要求，那就改过来，今年就恢复高考。”
1977年10月12日，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出的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废除推荐制度，恢复文化考试，择优录取。
1977年10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公布恢复高考消息
1977年的高考在当年11月份进行，结束了中断10年没有高考的历史，也是我国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。
1977年冬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。当年共录取了27.297万人，录取率仅有4.8%。1978年夏，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，录取率仅为7%。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高考，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。
新三届考卷题目少历史上，把1977、1978、1979这三届恢复高考后的三届高考考生，称为“新三届”。此外，还有“老三届”，也就是1966、1967、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、高中生，他们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考人数的主力。
“老三届”和“新三届”的学生，通过高考，甄选出了一大批人才进入高校就读。这一批人毕业后，成为了中国改开之后直至新世纪初期，政府机关、事业机构、国有企业、大专院校里面主要骨干力量，说一句“他们挑起了改开重担”绝不为过。
如果用更接地气的说法，当年“老三届”、“新三届”里，乘上了高考东风的这一批人，就是比同龄人“混得好”，到现在和当年没有参加高考的旧友，人生境遇完全不同。
1978年的武汉高考全套试卷，目前还保留在武汉档案馆里，由“人文武汉”团队的王汗吾捐赠。老先生当年的名字叫“王捍无”，很有时代特色。
王汗吾回忆，当时他是武汉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的工人，抱着“试一试”的心态去参加考试。“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，当时没有复习资料，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《工基》，一本叫《农基》，和高考是两个路子。”王汗吾说，他没怎么复习，也没对考上抱多大希望。
这种心态，基本上是全国当年绝大多数考生的共同想法。
1978年的高考试卷上，为防止作弊，试卷及答题纸上不准写姓名，考生只能填写报名号码。
1978年高考语文试题（部分）
1978年高考数学试题（部分）
1978年高考英语试题（部分）
和现在的高考试卷相比，1978年的高考试卷题型和题量均较少，而每一道题目的分值又很大。数学试卷仅有9道大题，语文试卷仅有7道大题。总分都是100分，这样算下来一道题7至14分，“一道也错不起”。
当时，文理科都是用同一份试卷，仅所做的题号略有差别。题目上的时代色彩比较浓，凸显时事政治，如语文作文题目是将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》一文缩写成600字左右的短文。
扩招决策或在武汉作出从恢复高考开始，高考经历了一系列改革。经过20余年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竞争之激烈达到了今日难以想象的程度，笔者躬逢其盛。
作为一名从高考惨烈厮杀中挤出生路的老做题家，时至今日，笔者依然偶尔会在梦中见到高考的场景，醒来顿觉天宽地阔、岁月静好。
当时，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6%左右，远低于发达国家80%左右的水平。高中毕业生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，竞争激烈带来沉重的学业负担，人们从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抨击应试教育。
网上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：扩招前，“5%至6%”的高校入学率，与现在“211”学校5%的入学率相仿。这意味着，扩招前考上专科的能力，差不多相当于现在考上“211”的水平；而扩招前考上本科的能力，几乎接近现在“985”水平。
我们之前曾在《百姓不进店，多发消费券》一文中提到过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“消费不振”是国家经济最大的痼疾。为了拉动教育消费，“高校扩招”成为思路之一。
1999年3月13日，教育部在武汉召开“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”。会上决定，“增强招生计划的弹性，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。”同时，在高考中推行“3 + N”科目改革，“增加综合应用性的内容，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，基础科目的考查也要突出综合素质的要求。”
1999年6月16日，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，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，再扩大招生33.7万人，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，增幅达到42%。
同一时期，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“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”的通栏标题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，“高校扩招”成为1999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。
如今回头来看，如此重大的决策，绝不可能是仓促做出。在3月份武汉举行的那次会议上，应该已经达成了共识。而且，当时会上决定的“自主招生”、“科目改革”，新世纪以来早已成为广大师生耳熟能详的政策。
2020年，武汉某考点外等候的家长
武汉大学教授的一句进言，影响了恢复高考后的20多年；武汉举行的一次会议，决定了高考扩招后的20多年。两次改革，都受到了人民的踊跃支持。如今，“新高考”正在进行，又会带来哪些改变呢？
参考资料
《今年高考招生改革力度大》，湖南教育，1999.04.01
《1978年高考考什么？》，武汉晚报，2017.06.06
《查全性：建言恢复高考第一人》，2020.07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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